2018 年——对无地、 失地、外出打工农民现 状的剖析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进入到全面加速推进期。这是 我国2 0多年来改革和开放的积累效应， 也是新的科学发展观及其政 策效应的初步显露。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其中， 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外出打工农民（以下简称“新三农”）问题尤 为值得关注。
第一、土地承包起点不公平、 限制土地调整等原因造成了一个非 常庞大的无地农民群体， 其矛盾虽然暂未充分暴露， 但却潜藏着危机。
无地农民是一个比失地农民更大的群体， 失地农民只是有地而因种种 原因重新失去土地后加入到无地农民行列的一部分。
按照我们数次在 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归总分析，目前全国农村至少有10%的人口 无地。无地人口包括：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分配承包地的（比如分地 时的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轮土地承包以后新增人口（比如新媳 妇，新出生的人口）；因各种原因返乡归农人口（退役军人、学生、 下岗归农人员等）。去年我们在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农村实地调 查时发现， 无地人口的比例大小与非农产业发展关系不大， 而与土地 是否调整关系极大，土地调整频繁的地区，无地人口相对较少，反之 则较多。无地农民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 是因为无地人口家庭的其他 成员有地， 使这个问题被掩盖了。
无地人口因数量巨大而特别需要引 起各方面的关注。第二、农地资源大量转移，形成“两个三分天下”的局面，彰显 出各利益群体重新配置或瓜分农地资源的态势，这是失地农民形成和 不断增加的根源。所谓“两个三分天下”，即：一是农村土地在农业 领域向民间、工商、外资三大资本集中，表现为种植、养殖业大户或 非农村住户经营土地。根据我们对江苏的调查，流转土地的58. 8% 进入本地种、养大户手中，11.5%由非农村住户经营本由非农村 住户经营的土地，包括工商资本、外来民间资本、外商资本（江苏称 “新三资”）和城镇居民等经营的土地。1%左右进入农业股份合作 社，28.7%以其它形式流转、或转为非农用地，或作为建设储备 地。浙江省超过7%的土地进入工商企业，其中F县流转土地的6 7.2%由本地种植、养殖业大户受让和经营 剩余32.8%由非农村住户经营。二是向农业以外领域转移，“国家建设”、“园区开 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在转变用途的农地总量中，政府 征用（包括公益性、商业性、经济开发区用地）约占5 0%,乡（镇） 村集体非农建设占3 0%、用于其它目的的占15%,流转中“阴消” 的土地约占5% （“阴消”是指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土地丈量、台账、或者计税面积与实际面积的误差而减少的面积， 意味着农民要 承受因“技术原因”而导致的土地损益）。减少的农地按照用途划分， 工业用地约占8 0%，公益性用地（如公路、学校等）占10%,其 余为商业性或经营性用地。归结起来，失地农民因五大原因而失去土 地，即国家征地、开发区圈占、乡村集体非农利用、土地流转、全面 小康新农村建设——新乡村运动用地。
现代化加速推进，必然伴随农 地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加速转移。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将是一一 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必须作制度性安排。第三、农民工组织和管理问题凸现。“新三农”问题逐渐胶合成 一个问题，即农民的生存、发展权问题。无地农民、失地农民、外出 打工农民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最低， 政治参与最少，分享精神文明 和政治文明成果的能力最弱，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助和保护的群体。
同 时，也要看到：无地农民因土地财产缺失而产生人生依附关系，严重 阻碍社会进步；失地农民因土地产权被剥夺而生怨恨； 外出打工时出 于生存、经济交往、安全保障等多重需要，使他们已突破传统的地缘、 血缘、业缘关系，在更大范围内以“老乡”关系为纽带逐渐联合起来。
尽管这种联合是临时性的、小规模的、松散的，但是，许多苗头表明， 他们比传统农民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地域空间及号召和组织能力，这 是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第四、劳务型人口输出地区农村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
劳务输出 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途径，而且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据我们在江西实 地观察 凡输出劳动力达到50%以上的农村社区， 显现出农户与农 户间、农户与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不协调：一边是外出打工者 家庭修建越来越漂亮的居所；一边是贫穷的“留守”农民和清冷萧条 的农村氛围。第五、长三角农民工短缺初步显示出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听到的都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大量滞留在城市。
但今年春节过后，长三角确实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现象： 浙江湖州织 里镇号称中国童装之都，有5 7 0 0多家童装加工企业，今年有许多 业主找不到熟练缝纫工。
绍兴县也是著名纺织工业城， 今年缺缝纫工 1.5万人。有媒体说，XX今年的外来劳动力比往年下降了 30% —50％。这是 18 年来第一次出现民工短缺。这种现象预示：劳务 输入地企业快速扩张，引起劳动力需求快速增加；劳务输出地经济、 社会发展， 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务输入地盘剥农民工的 环境仍未根本改变；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 加入到 返乡创业的行列。
从浙江的情况来看， 农民工结构性短缺的时代正在 逐步到来，鼓励农民工外出的政策也应该逐渐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