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文学语言的差别，“言文合一”是新旧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因此，“言文合一”文学主张的提出无疑是确定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严先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早了三十年。仅从这一史实的客观性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似乎应该早于“五四”文学革命。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理论或主张来说，其诞生时间的早晚固然很重要，但是该理论或主张诞生的初衷、理论的深度与影响也不容忽视。《日本国志》是黄遵宪耗费八年时间完成的心血之作，全书共十二志四十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观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以期望为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提供借鉴。全书各志除客观记述之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简短地论述了日本维新变革的经过及得失，并推论及我国。在第三十三卷《学术志二》的文学条中，黄遵宪在记述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的发展演变之后，发表了一段自己的议论。他肯定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相结合的变革举措，提出了“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思想，并寄希望于中国也能“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使“天下之农工商妇女幼稚者皆能通文字之用”。
虽然黄遵宪的这些议论中已经具备了“言文合一”的思想，但是他却并没有指出白话文就是那个“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更没有明确地提出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主张。此外，黄遵宪“言文合一”思想的理论初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文体”来普及教育和开启民智，而并非要借这一“文体”来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这些正是他的“言文合一”思想的局限所在。而胡适的“言文合一”的主张无疑打破了黄遵宪的局限。虽然黄遵宪“言文合一”的思想比胡适的问世要早，但当时远在国外留学的胡适稍后提出的主张却与黄遵宪的思想并无直接的关联。胡适“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以及他对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的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他不仅从中找到了中国文学“适用于今”的语言工具———白话，而且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废文言文而立白话文的“国语的文学”。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开宗明义地说：“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甚至断言：“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
除此之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胡适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不仅是一位“言文合一”的倡导者，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率先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他在最难攻克的诗歌体裁中尝试运用白话，其创作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他还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话剧的剧本《终身大事》。胡适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用大量的篇幅回顾了晚清白话运动的历史。从最早的沿海各省维新志士创造拼音字母到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字母”运动，从吴汝纶、张百熙、严复、张謇等晚清名流力推学校教育使用拼音文字到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国语注音字母，这段历史本应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奏，却被胡适定下一个“运动失败”的结论。胡适甚至自信地认为，“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虽然黄遵宪的“言文合一”的思想不至于被冠以“失败”二字，但是他确实没有明确地提出“白话文学”这一口号，更没有表现出推翻文言文正统地位的现代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包括黄遵宪的“言文合一”思想主张在内的一系列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都只是白话替代文言的这一古今语言转变过程中的“量变”，它们对现代白话文的建构只是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真正的“质变”是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才实现的，现代白话和白话文学也是直到“五四”才基本上得以定型的。由此可见，“五四”文学革命时所倡导的“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更能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